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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必须与教育同步改革,高校自

当前,我国的高考改革进入攻坚期,所碰到的问题都是牵涉面广,体制性障碍突出和久拖未决的难点问题。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教授的新着《高校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一书,充分表达了人们对高考改革的期许与关切,引导人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全景式地透视、分析和评论高考及高校自主招生。其中,既有理论的阐释,也有现象事实的剖析;既有基于现实的创见,也有从历史中得出的定论,均可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和解决高考问题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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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主招生考试的理性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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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始于2001年。它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略、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及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密切相连,受高校、政府、基础教育及社会舆论的合力推动。特别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要求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自主确定相应的人才选拔标准,增加入学选择性。几年来,参与试点的高校不断扩大,现已形成三种自主招生模式。根据作者的研究,此项改革“就总体而言,进展慢、成本高而满意度低,难以普遍推广。”因为从实施结果来看,重点大学自主招生存在“马太效应”,扩大了业已存在的高考招生的社会阶层差距;从招考方式看,自主选拔适应范围小、面试成本大,对考试条件要求高,加之社会诚信不足,大众对招考过程的公正性多持怀疑态度;在思想观念上,一些人对自主招生的内涵、选拔方式,或多或少存在某些认识误区,把高校自主招生等同于高校单独考试,将其与联考、高考对立起来;从功能和作用来看,自主招生选拔特殊人才的成效相当有限,也未能降低中学生的学业压力和升学竞争程度,这些都是制约自主招生发展的重大障碍和深层因素。对此,作者既有对这一改革历程的数据化统计,也有感性描述和对试点高校的经验解读,体现了作者坚持统一高考下自主选拔的学术见解和改革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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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学术视野下的高考改革系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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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一书,是张亚群教授长期研究高考变革的学术论集。全书紧密围绕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这一主题,展开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也许正因为该着不是专注一事、偏狭晦涩的专着,才有了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作者不仅全面考察了中国考试制度变革的动因和影响,阐释了当今高校自主招生的性质、途径和模式,特别还论析了高科技条件下的高考安全、高考综合评价、文理分科、跨省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等多方面的高考热点问题,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关于《如何确保高科技条件下的高考安全》,作者认为关键在于考试管理,建议加强社会诚信与法制教育,加快考试立法步伐,增加考试次数,降低考试难度,特别是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考试实施过程的监控和防范。至于文理分科,社会上的意见呈现两极化,可能是高中学生、教师和家长希望维持现状,而大学教师和教育研究者希望取消分科。从理论上讲,文理不分科显然是正确的,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更应该接受通识教育。但该着中有一篇《高中取消文理分科为时尚早》,首先认为高中文理适当分科是必要的,同时指出,过早、盲目文理分科会衍生许多负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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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招生体制改革的新契机和新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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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一词在《高校自主招生与高考改革》一书频繁出现。也就是说,虽然本着第一部分是历史篇,探讨了清末、民国及新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变革,但这些都是为了对当今高考改革提供重要的认识背景。全书重点从现实的维度,论析了自主招生改革的条件和高考制度的选择。如《高考状元热省思》、《港校报考热:多种因素引发的合理现象》、《春季高考的反差与出路》以及《充分考虑农村考生的诉求》等。作者大量运用了比较的视角,辨析了北大清华、复旦大学及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模式之异同,剖析了大众化阶段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的发展趋向,特别从哈佛拒收SAT“状元”谈起,对黄全愈教授的《“高考”在美国》一书提出了不同看法。并通过古今比较,从钱钟书、吴晗、臧克家上大学说起,清晰回答了大学是否应录取偏才怪才以及怎样录取,这一困扰当今大学自主招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者认为,今后的招生体制改革,应该根据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三重导向,即要明辨利弊,确立和坚持考试评价改革的“教育导向”“科学导向”和“社会导向”,紧紧抓住和利用好当前政治清明的历史机遇期,在立法与政策导向上,使高校招生考试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这些都是本书呈现给我们的带有规律性的改革新导向,凝结了作者对未来高考改革和发展的预见与思考,蕴涵着丰富的价值功能,很值得我们深刻领会和积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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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招生是我国高等教育一项基本制度。20 世纪50 年代初建立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 简 称“高考”) ,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需要,发挥了 重要的教育、政治和社会作用。日本学者认为: “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的建立过程,巩固了中国作为 统一国家的基础,是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将其行政 管理权逐步建立到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过程的具 体反映。” 然而,在“文革”时期,受“左”倾错 误的影响,高考被停废,高等教育蒙受空前劫难。 1977 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 展的重大历史转折。40 年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 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跨入大众化 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从历史 视角,论析高考制度的性质、功能及发展趋势,总 结其利弊得失,可获得有益启示,进一步完善人才选拔制度。

一、1977 年恢复“高考” :历史的必然

高校招生是人才培养的起点,关系到国家利 益、社会公平和个人发展,历来为大众所关注。招 生选拔方式包括考试和推荐两大类型,其中考试 又可分为高校单独考试和统一考试( 或联合考 试 ) 。“高考”属于国家统一考试,它具有多重属性,受特定时期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

从考试的社会属性来看,高考适应了社会分 工的要求,体现国家和社会的意志,具有明显的政 治导向。“在一定意义上说,高考招生选拔机制, 既是判别特定时期国家教育政策得失的风向标, 也是调节教育资源,维护和保障教育与社会公平的合理有效的手段。” 杨学为认为 : “就其本质而 言,高考是由国家主持的,对年轻一代完成基础教 育任务之后,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基础性社会 分工。”由此可见,高考制度在教育和社会中的 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

有研究者从政策角度考察新中国教育演变轨 迹指出 : “到20 世纪末为止,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在 努力进行了三场不一样的大学生社会来源的革 命。”这里的“革命”一词,含义为“只是一场重要 的转变,本身并不包含或较少包含政治性的价值判断”。 具体而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7 年 ( 1949—1965) ,国家通过“出身照顾”为主的各种 措施,迅速扭转了大学生社会来源单一的状况,实 现了多样性和革命性转变。“十年文革” ( 1966— 1976) 开始第二场“无声革命”,以“出身决定”为 特色,“推荐入学”与“工农兵学员”制取代了过往 大学招生方式。1977 年高考恢复后( 1977— 1999) 开始的第三场“无声革命”,以“有教无类” 为特征,高考招生不再有身份照顾或限制。相关 课题组通过对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和苏州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招生来源的实证研究,证明了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而且在改 革开放后近30 年里,精英大学教育具有相当比例 的非精英来源。

纵观中国“高考”的演变历程,有 3 个具有转 折意义的年份: 1952 年、 1966 年和 1977 年分别为 统一高考制度创立、停废和恢复的标志。其中“恢 复高考”发挥了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高校招生 制度改革受政治思想、教育理念、文化传统等因素 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1977 年恢复高考,体 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考试是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之一,具有教育 测量的功能和自身的发展规律。“文革”时期,以 政治凌驾于教育之上,肆意践踏人才选拔和培养 的一般规律,对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产生了 严重危害。废除高考制度,造成“读书无用”,后门 成风,人才“青黄不接”,终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恢复高考”,则意味着“恢复了知识的价值、知识 分子的地位”,“恢复了社会流动的渠道”,“恢复 了公平地进行社会分工”。 1977 年 10 月 12 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的意见》,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制度,并从 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思 想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杜绝“走后门”等 不正之风。这些措施对“调动亿万学生和广大教 师的积极性,促进中小学的教育,转变社会风气都 产生了积极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在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中,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学为指出,粉碎“四人帮”之后,高考迟早是会恢 复的。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前,恢复高考,只有邓小平这 样伟大的政治家才能做到。 恢复高考,“根 本原因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直接原因是培养人才”。 1977 年 8 月 8 日,邓小平在科学和 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招生制度的重要建议 :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 收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 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在他的推动下, 10 月 5 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改 革招生制度的决定。

恢复高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它成 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恢复高考破除了血统 论,不仅为许多因家庭出身被挡在大学门外的人 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且为后来平反一系列 冤假错案打开了制度的缺口。” 随着历史发展, 高考的教育与社会价值日益凸显。不仅当年参加 高考的“新三级学人”深感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 人的命运,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40 年后 的今天,一般民众也受到高考的影响。高考与改 革开放一路同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 各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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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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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考40 年演变的五大趋势

高校招生考试与教育、社会发展存在互动关 系。就招生考试实践而论,恢复高考不是简单地 恢复“文革”前的招生考试制度,而是适应新的社 会条件下学校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变革 高考的内容与形式,促进人才培养和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整体而言,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变革 与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相适应,为各类高校选拔 和输送了大批优秀生源。从发展趋势来看,高考 在招生数量、考试类型、命题方式、评价标准和招 生模式等方面呈现以下特征。

1、 高考录取率攀升,招生考试重心上移

恢复高考之初,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竞争十分 激烈。一方面,由于此前高校停止招考11 年,社 会上积压了大批高中毕业生;另一方面,受“文革” 摧残,高等院校办学资源短缺,招生数量少。据有 关资料测算, 1977—1981 年,普通高考录取率分别 为4。 8%、 6。 6%、 5。 9%、 6%、 5。 5%( 参见表 1) ,远低于“文革”前 5 年的高考录取率: 45。 4%、 27。 4%、 33。 4%、 42。 1%、 46。 9%。 20 世纪 80 年代 初至1998 年,高考录取率逐渐上升,高考竞争有 所缓解,但就考试竞争的范围和影响而言,依然是 高等教育考试选拔的重心所在。

图片 3 资料来源:国家教育委员会考试中心编《中国教育考 试年鉴》 ( 1997 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国家教育 部考试中心编《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 1998 年、 1999 年) ;中 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 ( 1949—1981) ,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 年版;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 国教育年鉴》 ( 1982—1984 ) 、《中国教育年鉴》 ( 1985— 1986)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 1988 年版;国家教育委 员会计划建设司( 计划财务局) 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 1987 年、 1988 年)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 1989年版;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 1989 年、 1990 年、 1991—1992 年、 1995 年) ,人民教育出 版社1990 年版至1992 年版; 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 编《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 ( 1992 年、 1994 年、 1995 年) ,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 1996 年版; 杨学为著《中国考试 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43 页; 新华网 等媒体发布历年高考人数计。

1999 年我国开始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战 略,高校连续大扩招,高考录取率大幅上升。10 年 “大扩招”,全国高考平均录取率由 46.9% 升至 2009 年的65.7%, 2015 年高考录取率达到78。 3% ( 参见表2) 。2002 年与1997年相比,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9。 8% 上升到 15%,跨入高等教育大众 化阶段。2015 年全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 3 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图片 4资料来源: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编《中国教育考试年鉴》 ( 2004—2014)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至2015 年版;田胜力主编《中国高考年鉴》 ( 2004 年·首发卷) ,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年版。新华网等媒体发布高考 人数统计;教育部发布历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广大学子提供了更多的升 学机会,但高考竞争仍然激烈。考试竞争的目标, 从精英教育时代的考上“大学”,演变为考上“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同时,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推 动,研究生教育招生规模随之扩张,报考研究生人 数急剧增加。虽然一些考研者主要出于对学术研 究的爱好与追求,但也有不少考生主要受就业压 力和家庭推动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后者更多 地反映了“重术轻技”“读书至上”等传统观念以 及“名校情结”、从众与攀比心理的潜在作用。此 外,部属重点高校和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分布 的不均衡,也是导致“考研热”的重要因素。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招生考试重心不断上移。 图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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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考类型增多,从选拔性考试向适应性考试转变

精英时代的高考,从专科学校到研究型大学 只有一种类型,这就是全国统一的学术型高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 来,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高考科目 及形式改革势在必行。20 世纪90 年代,国家开始 在少数省区试点专科招考与本科招考相分离的制 度,但因缺少配套改革措施,这一招考政策难以持续实行。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高校分层分类增 多,迫切需要改革单一的高考制度。为此,教育主 管部门积极推动建立新的高职院校招生制度。在 新一轮高考改革中,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 或注册入学。其重点在于探索“知识 +技能”的考 试评价办法,开放多种入学形式,完善相关改革举 措,降低高等职业院校入学门槛。河南省从 2008 年就已经在中职学校中推行免试注册入学,应届、 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可以持初中或高中毕业证书到 中职学校注册入学,不需要再通过考试;2010 年开 始试点高职学校单独招生。像江苏、福建等省市 步伐迈得更大,已经建立高职院校注册入学制度。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全国高考 改革方案的大框架和总体目标,到 2020 年形成分 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高 职院校与普通院校分类考试更适合现代社会对人 才选拔的要求。笔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 真正落实这项改革举措,需要加强四方面的配套 工作。首先,应提升对技能型人才的价值及选拔方式改革意义的认识,改变根深蒂固的“重学术轻 应用”观念,营造人才选拔的适宜环境。其次,要 精心组织技能型高考,在命题和选拔标准等方面, 保障高职院校招考的信度与效度。三要加强高职 及应用型本科学科建设和教学实践,提高技能型 人才培养质量。四要重视使用技能型人才,为高 职院校招生提供就业保障。

浙江、上海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在高 职院校考试招生改革方面已出台新的举措。职业 技能考试作为高职招生综合改革第一个实施项 目,将逐步代替原有的专业理论考试。上海仅报 考专科高职志愿的学生,只计语文、数学、外语 3 门统一高考成绩。浙江对报考高职院校的考生实 行单独考试招生,将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相结合。 2014 年已实施9 大类职业技能考试, 2015 年再开 考计算机类等 6 大类。自 2015 年开始,浙江高职 自主招生逐步向高职提前招生过渡,实行一档多 投、考生高校双向选择。部分高职院校在单独考 试招生中试行四年制高职教育,依托高职优质资 源,联合本科院校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浙江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5 所高职院校、自动化等 6 个专业实行招生试点,招生计划由合作本科院校单列。

3、 由分省命题回归以全国统一命题考试为主,维护考试公平

自1952 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后,除了1958 年 实行分省单独命题外,均实行全国高校统一招生 考试。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模式几经演变。1977 年、 1978 年由于高考筹备仓促,实行分省命题考 试。此后, 1985 年上海高考自主命题。2002 年北 京实行自主命题。2004 年起,天津、辽宁等 14 省 市相继自主命题。另一方面,随着高考命题权下 移及“异地高考”问题的凸显,分省命题的弊端受 到社会大众的尖锐批评。

分省命题改革的动因包括三方面: 一是适应 本地经济、教育、文化发展需要,发挥地方教育优 势;二是应对高科技作弊的威胁,分散高考泄题风 险;三是适应基础教育领域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分省命题与全国统一命题各有其适应性。在全国 统一招生考试体制下,分省命题打破全国高考一份卷的格局,促进了命题方式多样化。这有利于 高考命题因地制宜,适应本省市教育、文化发展需 要,推动了命题省市与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合作与 竞争。另一方面,受主客观条件制约,分省命题考 试也衍生一系列弊端。总体而言,分省命题得不 偿失。一些考试技术研究薄弱、命题队伍建设滞 后的省区,实行分省命题降低了高考的信度与效 度,对考试公平及中学教学产生负面影响。同时, 高考命题权分散,增加了保密难度和泄题风险。 分省命题还导致各省市高考成绩缺少可比性,加 剧了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

为了纠正分省命题的弊端,近年来一些省份 开始重新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2016 年除了京 津沪、江苏、浙江 5 个省、市外,全国 26 个省、市均 采用全国卷,其中,四川省分步使用全国统一命题 试卷, 2017 年起该省普通高考各科将全部使用全 国卷。为了使残疾人考生平等参加全国统一高 考,教育部于 2015 年制定并实施相关文件,为残 疾人平等报名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在此基础 上, 2017 年进行了修订完善,产生了积极的教育 影响。

与此同时,教育部开始调整和规范高考加分 政策,取消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只保留边疆、 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考生、烈士 子女等 5 项全国性加分项目。2015 年 11 月 1 日 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九) 》,将高考作弊入刑 定罪。这些举措促进了考试公平,对于维护国家 教育考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4、 高考招生从单一考试走向多元评价,引导基础教育全面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高考选拔生源主要依据统一 考试成绩。这种选拔方式在保障考试公平方面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有效地选拔出大批优秀人才。 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单一的考试取才也存在片面 性,尤其是对中小学教育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不利 于学生全面发展。新的高考制度将实行“两依据、 一参考”,招生院校依据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参考高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这 是当今高考改革的亮点,也是难点所在。

按照国务院提出的全国高考改革方案的大框 架和总体目标,各省根据实际,制定具体的高考改 革方案。至2017 年初,已有30 省( 市、区) 公布高 考综合改革方案。上海、浙江作为首批试点, 2017 年全面实行新高考。各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的实 施步骤略有差异,而其总原则和主要内容是一致 的,体现了国家共同的招生政策导向。

当今高考综合改革遵循“加强统筹规划,积极 稳妥推进”的基本原则,正在循序渐进,分批实施。 各省市普遍实行“3 + 3”高考新模式; 文理不分 科,发挥“统考”与“选考”的各自优势,促进基础 教育全面发展。高考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 150 分;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具体分值及等级略 有差异。高考外语及高中“学业考”选考科目提供 一年两次考试机会,扩大考生的选择性高校招生 录取实行“考生总成绩 +综合素质评价”的评价方 式,体现了“多元评价”的教育要求。 图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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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革自主招生模式,探索人才选拔的新路径

在高校考试招生改革中,自主招生改革一直 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进入新世纪后,适应高 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的需要,教育 部开始推动自主招生改革试点。2003 年首批 22 所部属大学试行自主招生,此后试点范围不断扩 大。经过十多年不断探索,高校自主招生走过了 从单独招考、联合招考,到高职院校与学术型高校 分类招生,以统一高考为基础,进行综合评价的不 同路径。

从招生政策来看,高校不断调整高校自主招 生的标准及选拔办法。2005 年教育部要求试点院 校,通过举办笔试、面试等方式,“切实选拔综合素 质高、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的人才”。2010 年,北京大学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增加招考 互信,降低选拔成本。2011 年部属高校自主招生 要求“选拔学科特长以及全面发展且具有创新潜 质的人才”。2013 年4 月,教育部制定《关于进一 步深化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将自主招生定位于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和创 新潜质的优秀学生”。

与统一高考相比,自主招生标准多元、灵活性大,有利于选拔不同类型的人才,但其可比性小, 公平性弱,社会认可度低,在考试公平以及区域公 平等方面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前些年,一 些试点高校在招生标准的设定、自主选拔环节特 别是面试环节存在一些漏洞,同时缺乏有力监督, 为权力“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留下了活动空 间。 为了克服弊端, 2012 年 12 月教育部发布文 件,加强和完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建设,加大对违 规招生的惩处力度。2015 年教育部规定,取消高 校联考,自主招生改在高考后举行,通过考试等方 式,结合高考成绩,择优录取。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等部属院校取消了推荐学校限制和推荐名额, 由学生自愿报名,以保障考生公平竞争机会和招 生区域公平。

自主招生是高校招生考试的发展趋势。从历 史和国际比较来看,现阶段国内高校还需要不断 扩大招生自主权,以适应创办高水平大学的需要, 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在招生标准上,研究型大 学需注重选拔具有宽广学术基础、全面发展的人 才,高职院校应侧重选拔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 才。推进自主招生改革,需要进行配套改革。既 要加强法治建设,健全高校考试招生规章制度,使 考试与招生各司其责,保障考试招生的公平公正; 也要依据不同类型高校人才选拔的要求,制定正 确的自主招生政策,推动自主招生走向多元化; 同 时,应构建多层次诚信体系,为自主招生提供社会 保障。

三、反思与启示

时移世易,高考制度在变革中不断完善。40 年来,不仅高考的科目、内容、录取方式几经变革, 其实施的社会结构、经济环境、基础教育生态也发 生了显著变化,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高考功 能的有效发挥。高考制度的历史变革表明,统一 考试作为高考制度的主要特征,在公平、高效选拔 人才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经济、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与高考招 生制度的积极功能密切相连。高考激发起全社会 的求知欲望,维系着社会的公平正义,选拔和培养 出大批人才。然而,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高考制度也面临教育平等、 区域公平、人才多元评价、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等 严峻挑战。

就高考的教育测量功能而言,全国统一命题 考试具有可比性,能够降低考试成本,提高考试的 质量与效益,有利于客观、公平选拔人才。正因为 如此,一度盛行的分省命题考试,纷纷回归全国统 一命题考试; 大学自主招生也将高考成绩作为录 取的重要依据。这些都反映出高校统一招生考试 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教育环境的差 异,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城乡教育差距扩大,削 弱了高考的公平性,加剧高考区域不公平、社会阶 层固化。当今高考虽然保持考试公平的基本特 征,但参加高考的对象已发生了诸多变化。恢复 高考最初几年,普通中学和农村考生还能凭借高 考“分数”考上重点大学; 随着重点中学的发展和 城乡教育资源的分化,普通中学和农村考生的高 考竞争力越来越弱。由此导致重点高校农村生源 减少,“寒门难出贵子”。学术界对此已有实证 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强调效率和发展远胜过 公平与平等。研究发现,在教育领域内随之发生 了两方面的重要转变 : “一是大众教育模式向精英 化教育模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农村和贫困地 区以及城市贫困家庭和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家庭的 子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他们往往成为被淘汰的 对象,辍学率的上升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二是 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 ( ‘教育的产业化’) , 教育的市场化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 景之间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教育领域的这 些转变,都可能持续影响到今后考试招生环节“无 声革命”的走向。 这就启示我们,必须重视 社会经济、教育环境变化对高考公平的影响,采取 正确的应对策略。

为了缩小高考招生的阶层差异和区域差异, 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近年来,国家开始实施各种 “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地方专项”等专项计划, 扩大中西部农村考生就读重点大学的比例。这项 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从长远发展来看,治 本之策在于继续推进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研究表明,“智力水平在大规模 人口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就此而论,“只有能够保 证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和社会中下层中选择一 定比例人才的制度才是科学合理的”。因此,试图 维持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除了强调考试改革的 妥协之外,更要注意基础教育的全面提高”。这是 “更为紧要和更为有意义的工作”。

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 2017 年1 月 19 日,国务院发布《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进一步扩大全民终身学习 机会,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教育发展成果更公平地 惠及全民,人才供给和高校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教 育体系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以推动我国迈入人力 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行列。在发展指标上,到 2020 年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毛入学率 达到50%。实现上述教育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 完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 化,必然要求招生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扩大考生的 选择性和入学方式的灵活多样性。既要维护考试 招生的公平性,也要注重考试招生的科学性,提高 考试选才的信度与效度,扩大高考的服务面。

总之,推进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必须与教育改革同步进行,以适应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冲击和人才培养的 激烈竞争,我国加快了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步伐, 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其重要环节。在纪念恢 复高考40 周年之际,我们既要发扬统一考试的优 点,也应引进多元评价方式,弥补其不足,以促进 基础教育全面发展,提升高校生源的综合素质。 同时,大力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更好地发挥考 试选拔人才、促进社会流动的积极功能,为培养创 新人才服务。

原标题: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40年发展趋势解析

作者:张亚群 (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7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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